茶在唐代的地位与酒平起平坐，少不了佛教道教的青睐

出了北镰仓，小津安二郎电影里的一幕幕映现在眼前，站外是圆觉寺，小津著名的“无”字墓碑在山腰墓园。山顶是国宝大洪钟和茶寮，想到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新宿的繁华喧嚣，久居闹市，憧憬山野孤僧，用汉语道一句“抹茶”

（mattya）

，苦茶和甜点。茶杯里该是宋徽宗最爱的浮沫，荣西禅师把临济宗和茶种带回日本，《吃茶养生记》和宋代的点茶法流传至今。

钱锺书说“没有读过外国诗的读者是读不懂中国诗的。”文化史的研究往往如此，颇有些进出看庐山的趣味，“没有读过外国书的读者是品不出中国茶的”。山寺出身的陆羽著《茶经》，启发百余年后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冈仓天心苦于日本文化不容于欧美，《茶之书》名世，激发留日学生、后来的农业部副部长、“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在复旦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茶学系，在武夷山麓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研究所。今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加拿大学者贝剑铭新作《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正如一颗石子，在当下同质云集的茶书里点出一圈涟漪。

《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加) 贝剑铭(James A.Benn) 著，朱慧颖 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饮茶”，具有“领圣餐”一般的宗教意义

贝剑铭认为“饮茶”具有与“领圣餐”一般的宗教意义。陆羽在《茶经》里说，大众饮茶法是“斯沟渠间弃水尔”，冈仓天心更在《茶之书》中认为“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贝剑铭则恰恰是要在广阔的“沟渠水”里，探索饮茶“习俗”的宗教与文化价值，由此来认识中国的宗教思想与实践。透过茶的视角，逐渐僵化的刻板印象下是“剧烈地、大规模地，且常常迅速变化的中国。”

与各类饮品的竞争，贯穿茶叶生产工艺和茶文化发展始终。早期被制成伴姜、桂服用的茶汤，指称上则以荼、槚等混用，同时代是魏晋名士钟爱的诸如“寒食散”之类的矿物汤饮。贝剑铭认为，茶的专业化、“茶”字的诞生和茶文化的建构，俱始自唐朝，尤其以陆羽《茶经》为代表。尽管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已经明确“茶”字，但“茶”、“荼”混用仍广泛存在，陆羽第一个正式全文使用“茶”字指称茶叶制品，引用此前文献也一律以“茶”代“荼”。

唐朝的开明开放，带来儒释道的发展融合，而信徒保持入定的精神状态，防止痴定，需要提神饮品。茶在唐一代，实现了与酒平等的地位，贝剑铭认为这与佛、道青睐密不可分。吴觉农先生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考证唐朝社会发展稳定，人口从隋末300万户激增至850万户，酿酒过于消耗粮食，遂有长安禁酒和唐中后期茶叶地位的提升。作者的宗教研究背景深厚，行文其间，宗教特别是佛教不仅仅是茶叶研究的关键面向，也是重要的论据来源，论证南方之茶与北方之酒、酪的此消彼长。论酒，则援引了佛教文献《洛阳迦蓝记》和梁武帝的《断酒肉文》。

陆羽煮茶。

一千年前，中国茶已被佛、道青睐

在此之前，1906年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作为最早向西方引介日本茶道的英文著作，把喝茶奉茶的习惯上溯自老子和关尹。一千年前的中国大地上，茶分别被佛、道青睐，在地位提升的同时，早已完成了史前史的形象建构：神农与茶。贝剑铭就此提出“茶承载着如此庄严的神话出现，这一点告诉我们：为茶提供这样一个非同凡响的背景故事，反映了人们认为茶在当时的意义多么重大。”

同在美国的汉学家万志英在2018年出版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也提出，中国的宗教文化并不是对社会秩序和基本价值观的简单反映，“普通民众试图理解、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中国通俗宗教中的神灵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

直到明清两代，茶叶商业走向繁荣，至晚清开放海禁，中国茶叶一度占世界茶叶贸易七成以上。但是，这样一种高度商品化的植物饮品，其上负载的是更为高度理想化的“非物质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符号”。正如从新宿脱身奔向镰仓，承担精英消费者世外寄托的茶，其文化形象是“煮茶的淳朴山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