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静评《聂耳传》︱超越作为"事件"与"神话"的聂耳研究

《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日]冈崎雄儿著，李玲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288页，49.00元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昆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海边游泳时溺水遇难。今年7月17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杨宇和日本藤泽市有关人士近百人齐聚藤泽市海边举行聂耳纪念仪式。也是在这个7月，原中京学院大学教授冈崎雄儿耗时二十年写成的《歌で革命に挑んで男 中国国歌作曲者·聂耳と日本》（2015），由新星出版社以《聂耳传》为名翻译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玲担任译者。

一、作为“亲历者”的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曾分别展示了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即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感受、二十世纪初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关于聂耳，我们时常看到其作为“事件”与“神话”的书写，即他为中国大众音乐做出的贡献，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对他的“神化”。而冈崎教授的这本书则充分利用三卷本增订版《聂耳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以及日本方面的资料，呈现了作为个人经历的聂耳形象，具体展现了其成长、恋爱、创作经历，尤其是聂耳在日本的生活与最后溺亡之“谜”，这既是国内学者的关注空白，也成为本书的重要贡献。

在序章中作者首先抛出了聂耳死亡的“谜题”：他是死于谋杀，还是意外溺亡？ 1935年7月18日、19日，《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分别报道中国学生聂守信游泳失踪的消息。消息立刻传到留日中国学生以及上海的亲友耳中，此一噩耗让他们悲痛而震惊。因为他们相信“聂耳水性极好，不可能溺亡”，加上中日关系日益紧张，聂耳被日本政府被列为“危险人物”，一时间，聂耳“被谋杀”的传闻流散 （《聂耳传》，第4页）。当时一本杂志就写道：“聂之尸体，果于水中发现，但七窍流血，厥状可怖，因此留学生方面对于聂君之死，是否溺毙，发生疑点云。” （《聂耳在日本惨遭溺毙》，《娱乐周报》1935年8月3日）。疑问抛出至此，等到第四章才进一步分析此问题。作者分析了“谋杀说”出现的原因，并给出聂耳出事当日的水文、气候资料，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做出聂耳确为意外溺亡的结论。

在第一章，作者对聂耳的出生、成长与早期的从军经历，娓娓道来。而已有关于聂耳的传记、评传对聂耳与袁春晖的初恋交往都是轻描淡写，或者是鉴于聂耳的“光辉形象”，不愿多谈论或许有损其形象的经历，因此本书第二章对这段经历浓墨重彩。作者将袁春晖的回忆与聂耳日记对照起来，考察袁春晖与聂耳为何分手，聂耳与同时期女演员是否暧昧，呈现了这段恋爱给聂耳带来的快乐与失意。在此章及随后的第三章，作者还展现了聂耳对音乐的态度及其政治立场如何影响其个人境遇。1932年7月，聂耳因为以“黑天使”为笔名撰文批评黎锦晖的作品为“靡靡之音”，遭到明月歌剧社解聘；8月7日赴北平后却又在一次应聘北平中学小提琴教师时，因为其革命立场而被国民党派的中学校长拒绝 （《聂耳传》，108页）。

工作上的接连挫折并未使聂耳一蹶不振，11月他入职联华影业公司，并于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21日起担任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音乐部主任，负责统筹配音及指导演员歌唱。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对日秉持“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原则，竭力避免刺激日本，引发战争 （黄自进：《阻力与助力之间：孙中山、蒋介石、亲日、抗日50年》，九州出版社，2015年，208页）。国民党在军事上积极“剿共”政策，在文艺界极力打击“左翼”分子。1932年6月国民党通令全国禁止拍摄一切关于战争及革命的电影。1933年11月12日，艺华影业公司由于拍摄了多部主张抗日救国的电影，突然遭到国民党内部组织蓝衣社几十名成员袭击 （《聂耳传》，第124页）。见此情形，联华影业公司老板最终决定开除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的聂耳，导致其再次失业。在任光和安娥的帮助下，聂耳又于次年4月1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好景不长，1935年4月15日，随着国共关系持续紧张，聂耳在听闻国民党即将逮捕自己后乘船前往日本 （《聂耳传》，158页），却不曾想这一次“出逃”终成永别。

聂耳塑像

二、不足之处

（1）后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