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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徐小斌:不仅是女性主义,更是现代社会的寓言

作者: 时间:2022-05-21

17岁时,徐小斌开始写小说。她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在纸片上写了近十万字,讲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与出身于干部家庭的男孩,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感情故事。这部未完成的手抄本《雏鹰奋翮》,在大学校园里广为流传,后来还被人作为“文革”中的地下作品写进了书中。
但徐小斌却说,她真正的写作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
从1981年开始,她在《十月》、《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上发表了《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诸多作品,让文学编辑们、读者们眼前一亮。198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海火》,这距离她写完已经过去两年。进入1990年代,徐小斌的写作用她自己的话说“热情近于疯狂”,发表了《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等,以及长篇代表作《羽蛇》、《敦煌遗梦》。新世纪,徐小斌开始探索不同于自己以往的写作风格,创作了历史题材的《德龄公主》、获得英国笔会翻译文学奖的《水晶婚》等,以及在算法时代寻求小说创作一种新可能的《无调性英雄传说》,评论家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小说。
徐小斌一直在讲述女人的历史,书写女性,评论家们认为,她的作品个性显著,是被低估的作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她,“远离文坛,沉静而执着地写作”。“她笔下的女性与在历史和现实中还原的女性形象很不相同,她的女性形象,更主要是诗意想象与神秘体验的产物。”
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徐小斌经典书系,收录了她自1981年以来创作的小说、散文随笔、剧本等大部分作品。借由此次文集出版之机,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徐小斌。

徐小斌
澎湃新闻:您的很多小说都被称为女性主义写作,甚至《水晶婚》被外国评论家评为“绝对的女性主义写作”,您自己是怎么看这样的归类或者说“标签”的?
徐小斌:我觉得这样的归类或者标签应当是批评家的考虑吧,和作家本人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其实对女性主义知之甚少。
我是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的,已经四十年了。但是从1981年开始发第一篇小说起,就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语境。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盛行之时,我写了一个13岁情窦初开的小女孩暗恋一个青年医生,写的完全是人性深层的隐秘。当年得了《十月》杂志首届文学奖,是读者的票选。这个奖鼓励了像我这样没有任何文坛背景的年轻人。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被普遍认为是我的“成名作”,写了一个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轨的女孩如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社会视为疯人、被社会与人群摒弃 ,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并且由当时第五代导演中拍《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张军钊搬上了银幕,获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当时是八十年代中期,几乎还没有什么关注人类精神层面的文学作品。
曾经有一些批评家对我说,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是很难“归类”,很难用理论覆盖。孟繁华先生是第一位为我小说写评论的批评家,那时我的小说还没被归类为“女性主义写作”。直到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女性写作突然热起来,当时王蒙和王朔各自出了一套女作家选集,两套书都有我的,一本《如影随形》,另一本《迷幻花园》。1996年,我接到美国杨百瀚大学的邀请赴美讲中国女性写作,我的题目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呼喊与细语”,讲过之后当时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的葛浩文对我发出邀请,接下来又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玛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当时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写作很感兴趣,所以讲座也比较受欢迎。
之后,中篇小说《双鱼星座》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其实那时我依然不很了解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看了本《第二性》和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也可能是我的小说暗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吧。我的女主人公受到世俗社会的联手戕害,她虽然选择的是逃离的方式,却是以逃离的形式在进行反抗。《双鱼星座》实际是在我陷入困境中写的。
写《羽蛇》的时候,我的生活境遇更加糟糕,我是在一个小小的陋室里,用当时粗陋的四通2403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当时我痴迷其中,似乎和我的小说人物一起生活,写到痛心处会趴桌上哭。但一旦回到现实,反而经常不知所措。
我自己似乎更认可戴锦华教授的评价:“尽管徐小斌的作品在令人目眩的泼洒的浓重色块、多向的丰富的知识与奇异的异地间回旋,但笔者倾向于将其读作关于现代女性、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毫无疑问,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于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
2016年4月我参加伦敦书展时,与一位西方华裔学者有一次深度对话,一是他认为,大多数作家都是外部叙事,而我是一种内部叙事;另一个是我的小说中的思想性。思想性对于女作家来说似乎是个很忌讳的话题。另外澳大利亚两位女学者所著Women Writ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的一章讲到我,认为我的写作是一种现代寓言式的写作,这个评价与戴教授的评价很接近。并且,她们认为我与法国的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有相似之处,在我的小说中,可以找寻到大量有关女性、欲望、爱情、边缘、颠覆、忧郁、焦虑、恐惧、潜意识等等问题。
总之,我似乎更倾向于自己的作品是一种现代寓言式的写作,如果说是女性写作也没有关系,这种归类对写作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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