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寓言的荣宠（中）

　　■陈季冰专栏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毛泽东对《愚公移山》的关注，是否曾经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材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不过，作为一个推测，它成立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首先，《列子》属于道家经典，在一般读书人心目中，不要说其重要性与《论语》、《孟子》这些位列“十三经”的儒家圣贤之书有天壤之别，即使在诸子百家——像大名鼎鼎的《荀子》、《韩非子》之类——当中，其地位也不算很高。例如，在道家诸书中，它的名声显然远逊于《老子》和《庄子》。因此，就算在饱读诗书之士当中，对《列子》这本书熟悉的人也未必很多。就拿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来说，在傅斯年之前的2000年里很少有人在文章中引用过。

　　第二，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人生问题发端》这篇文章，乃至担任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那天手举大旗走在最前方的那期间，刚刚从湖南乡村来到北京的毛泽东正在干着月薪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工作。作为一个与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素有来往的思想激进的青年，毛泽东似乎不应该不读到傅斯年这篇在当时影响甚广的文章。事实上，根据《西行漫记》中记载的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他是认识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干学生领袖的，只是后者未必有暇经常注意这个操着一口湖南土话的乡村小知识分子。

　　1945年7月初，傅斯年、褚辅成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民盟人士一行6人，组团由重庆飞赴延安，希望以中间人的身份，力促国共两党协力合作，推动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及战后的国家重建。期间，毛泽东专门花了一个晚上与傅斯年单独交谈，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毛谈起当年五四运动时傅斯年的叱咤风云的情景，并称赞他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傅斯年相当识趣且又不失狡黠地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离开延安返回山城前，毛泽东应傅斯年之索欣然为其书一条幅——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在这里引用唐人章碣的咏史诗，显然与傅斯年在谈话中将毛泽东等比喻为雄才大略的“刘项”有关。更为巧合的是，傅斯年一行6人盘桓延安之时，正是中国“七大”刚刚闭幕后不久。可想而知，此行之筹划联络，自然当在“七大”之前或至少中间。而如我们前文已经述及，恰恰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愚公移山精神”。

　　说毛泽东引用《愚公移山》是受了傅斯年的启发和影响，这段故事是又一个有力的佐证。只不过短短3年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变，两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毛泽东公开斥骂傅斯年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的地步。

　　不管是傅斯年还是毛泽东，他们对愚公移山寓言的阐释，都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并在其中倾注了他们自己的观念与理想。但是，《列子·汤问》的原始文本究竟希望通过这则寓言来表达何种意义呢？

　　列子，名御寇，又作圄寇，战国时郑人。如果确有其人的话，其生卒年月应在早于庄子50至100年间。有关列子的事迹，亦多载于《庄子》。但有确凿的考据证明，《列子》一书，绝非列御寇本人或其弟子所撰，当为后人穿凿附会以成。近人马叙论考证认为，该书系魏晋时人伪造，其说甚可信。汉末道教兴起，以老庄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尊奉道教的李唐天子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庄子得到的名号则是“南华真人”），《列子》一书因而也被称为《冲虚真经》或《冲虚至德真经》（《庄子》则亦称《南华真经》）。

　　既是穿凿附会之作，《列子》这本书自然不可能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这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不过从其表现出来的怀疑主义、因果宇宙观、定命论等精神，这是一本宣扬道家学说的书，仍当无疑。《汤问》是今传《列子》八篇中的第五篇，也是全书最出色的名篇。其全文凡5000余言，除了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外，现代人所熟知的另外一些著名寓言，如“夸父逐日”和“两小儿辩日”，也出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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