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绍光：弗洛伊德事件戳穿了美国制度会自我纠正的神话

【编者按】眼下，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全美各地继续。“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对警察暴力说不！”激愤的抗议口号，让美国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社会政治问题暴露无遗。

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能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两党恶斗、政治极化，不断扩大的“美国分裂”，揭示了美国政治体制运转中的哪些“神话”？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

▌文章首发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原文略有删减，以下为全文。

▌ 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

问：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只要黑人依旧遭受警察暴力迫害，我们就不会满足。”几十年过去了，黑人的政治地位问题得到解决，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能够长期持续？

王绍光：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权，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最终实现了普选权，人们恍然大悟：它好像也解决不了太多问题。

在美国，最初几个世纪，黑人是奴隶，并不被当作人看待。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黑奴据说被解放了，但其实还没有被当作人看待。从那时到现在的150多年里，黑人争取作人地位是与争取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第15条宪法修正案赋予黑人男人投票权，但各州立法与最高法院判决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又剥夺了这项权利。1920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但最初并未将此项权利赋予少数族裔妇女。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黑人的投票权仍未真正实现。

1961年起，出现新一波黑人民权运动。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现在，大家都知道，1963年8月28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向华盛顿进军”集会，约有20-30万人参加，马丁·路德·金发表讲演《我有一个梦想》。但恐怕很多人不知道，20天前，即当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8月27日，曾访问过新中国的美国著名学者、带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以95岁高龄在流亡中去世，毛泽东等中国领袖随即向杜波伊斯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发去唁电。在“向华盛顿进军”集会上，62岁的资深黑人民权领袖罗伊·威尔金斯提议默哀片刻以怀念杜波依斯。随后才有马丁·路德·金的讲演，他那年34岁，并不是集会的组织者。

金名声大，是因为他主张非暴力抗争，但多少人知道他的批评者马尔科姆·X？X在1964年4月发表《选票还是子弹》的讲演，主张必要时刻动用武器抗争，在讲演中，他不断重复“选票还是子弹”，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今天有多少人听说过这篇讲演？X于1965年2月遭暗杀，3年多后，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4月4日遭暗杀。两周后，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

1963-1968年间，每年都有大规模黑人运动甚至武装斗争。直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后，黑人的投票权才逐渐得以实现，合法的种族隔离被破除。然而与此同时，约翰逊开始大力加强美国警力，与1968年发起“向犯罪开战”，并在卸任前通过《综合犯罪控制和安全街道法案》。2016年出版的《从向贫困开战到向犯罪开战：美国大规模监禁溯源》一书对此有精到的分析。现在黑人只占美国人口不到13%，但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是黑人。也就是说，在黑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管控也加强了。

黑人现在有了投票权，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且投票率比白人低。大家可以想一想，仅靠选票能否消除种族不平等，能否提高黑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如果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不可能实现？我们不妨做一个极端假设：黑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全部参与投票，如果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不同意，他们要不要少数服从多数？可见，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未必能靠选票解决。1619年（即明朝万历年间），第一批非洲奴隶就抵达了今天的美国，距今已有401年。不改变美国的制度本身，黑人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